关于春节的故事 曾经的十个春节

导读：过年氛围是很浓厚的，家家户户挂上红灯笼、彩灯串，在电视机前铺上喜庆的垫子，将家中的角落装点得温馨又喜庆，这不过年的喜悦气氛就来了。此外，还可以在窗玻璃上贴上窗花，在门上挂上对联，让整个家都充满了节日的氛围。那么，关于春节的故事去哪看？曾经的十个春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。

曾经的十个春节

文艺界另一著名人士说：

1960年那年我十岁，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刚上小学三年级。大跃进刚过，正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初期。那时候我们和马抢吃的，因为马槽子里的豆饼在火炉子上一烤是那么好吃。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桑树叶加榆钱儿再裹上棒子面，在吃不上饱饭的孩子嘴里是怎么喷香的一股味道。他们更不会相信骨头磨成粉，可以当“人造肉”。也体会不到用它补充成年累月见不到荤腥的肚囊的那种快乐。

我爸爸是小学老师，每月挣四十七元钱，我妈妈因为家中有四个孩子，已经辞去了工作，当家庭妇女。1961年又添了我们家最小的妹妹，我们家终于“沦落”为平均每人每月八元钱标准下的困难户，靠政府每月发“补助”过日子。

依稀记着过节的风车儿、大挂糖葫芦、灯笼、鞭炮和耗子屎(一种小型的烟花)这类年货。但是，它们不属于我，因为我们家穷，根本买不起。偶尔胡同里的小孩给我几个“小鞭儿”(最小的挂鞭拆开的单个爆竹)，那是我过节最惬意的时刻。

没有人给我“压岁钱”，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有钱的亲戚，过年惟一的惦念是河北老家来人，带来白薯干儿和一些花生，这两样东西在我心中的地位，如同现在孩子们手中的巧克力、威夫饼干。不，不准确，现在的孩子谁把巧克力当回事!它绝对取代不了那时候白薯干儿在我心中的价值。一块坚硬结实的白薯干儿，居然能让我嚼上半个钟头。

1963年我上中学了，但对于春节还是没有太深的印象。好像那时候有一句口号——“过革命化的春节”。对!从1962年开始的“革命化”运动，节的过法自然给“化”了过去。记起来了，中学生学习时传祥上街掏大粪，我个儿小、力气小，试着扛着粪桶走了几步，粪汤子就晃荡起来，溅到脖子里去了，闹得身上整天都是臭烘烘的。

1965年开始，上头提出了“破四旧”的口号，春节属于“旧风俗”一类，理所当然地在被“破”之列；1966年、1967年，有的地方和单位春节不许拜年，只许在一块儿读报纸，讨论国家大事，讲报纸的看法行，讲自己的看法有罪。

别说，1968年、1969年上山下乡在北大荒，我反而过上春节了。

那时候，北大荒的政治气氛跟城市一样，打倒牛鬼蛇神，搞斗、批、改，其坚决彻底的程度，较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过春节的风俗，在那被黑土雪原拥抱着的屯子间、乡村里，在一身黄土两手泥的农民家中，无论如何，不可能完全被取缔。由于北大荒人烟稀少，人与人之间的“亲和力”在无形之中就得到了加强，这给过节的人们创造了企盼相聚的心理基础；再加上原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的农村，难得有个热闹的时候，于是不管主流社会有多少对春节的限制，“山高皇帝远”，农村的春节热闹依旧。

近邻的朝鲜屯儿有军号队，来到我们兵团连慰问，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”，一连奏了十八遍，我们还没听够。山那边儿农民组织的演出队，来我们这儿演评剧《红灯记》，李玉和唱的词儿，全部口语化：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一呀嘛一碗酒，浑身(那个)是胆，透着(那个)雄赳赳……”唱到这儿，后台的伴唱演员居然衬上了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的抗美援朝的歌曲，一时让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，笑破了肚皮。

驻地的部队也到农场慰问，“北大荒酒”自然是少不了的一通喝，第一杯祝“文革决定性胜利”;第二杯祝“抓革命促生产硕果累累”;第三杯祝“军民鱼水情深”。再往下喝，其祝辞就和政治挨不着边儿了，反正酒有的是，每次慰问都要喝倒几个。喝完以后，到队部的土炕上跳“忠字舞”，结果把炕都跳塌了，弄得指导员、连长和我们战士一块挤在大板床上睡。

我的惊奇不在于这个。我在兵团第一次过节的时候，连队的菜谱上是“八菜一汤”，这是我活了二十年第一次知道，吃一顿饭居然可以有这么多的菜!

北京清贫的家，一顿饭一个菜一个汤就够好了，经常中午刚跟“炒雪里红”告别，晚上又要与它接近。即便过节，也从来没在一张桌子上摆过八个菜呀!

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过的那些“春节”，就给我留下了初一这顿饭的印象。您说，我这个人，是不是有点儿“记吃不记打”的毛病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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